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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导向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EOD)模式
2022年12月05日 分类:也说旅游 阅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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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全面推动绿色发展,需要明确目标和路径。一方面,要明确加快城市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这要求PPP模式从重视“物有所值”的经济价值,转向关注“以人为本”“以碳为本”的社会效益。生态导向开发(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EOD)模式是PPP模式探索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荐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环办科财函〔2020〕489号)(以下简称《通知》)的引导下,EOD模式日渐成为环保领域投融资创新的流行模式。《通知》明确了EOD模式的定义,即EOD模式是以生态文明思想为带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基础,以特色产业运营为支撑,以区域综合开发为载体,采取产业链延伸、联合经营、组合开发等方式,推动公益性较强、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效融合、统筹推进、一体化实施,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的一种创新性的项目组织实施方式。


EOD模式应用于PPP项目的运作方式也被称作“PPP+EOD”模式,其能帮助项目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减少项目对政府财政的依赖,促进PPP项目的长期可持续运行。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PPP+EOD”模式的运作和逻辑,分析“PPP+EOD”模式应用的环保投融资机制创新机理,推动“PPP+EOD”模式真正成为解决环保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和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手段。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PPP+EOD”模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从而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指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环保问题无法等到经济发达之后再开始治理。环境阈值一旦被突破,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因此,中国必须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道路,将环保行动和资金投入转化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力。绿色发展相关的产业培育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这一背景下,PPP模式的绿色转型正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有益尝试。


PPP模式的绿色转型符合当下流行的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ESG)投资准则,强调在投资过程中兼顾财务效益和环境效益。实际上,我国PPP领域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根据财政部PPP项目库统计,截至2022年5月,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累计入库5935个、投资额为5.7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总和的57.5%和35.0%。其中,签约项目4442个、开工建设项目2926个,分别占项目库同类口径的56.4%和56.7%。可见,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日渐成为PPP项目的主流,占全库项目的一半以上。而且,项目的签约和开工效率也很高,这表明这类项目无论是关注度还是质量都受到了业界认可。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绿色发展相关的PPP项目沿用工程投资建设思路,通过资金的大规模快速投入来推动工程建设。这不仅违背了生态环境治理周期长、回报低的行业规律,还导致了大量企业因资金投入过快、过大而陷入经营不佳的境况。究其原因,这类项目没有建立起与生态环境治理及绿色发展相适应的回报机制,过度依赖政府付费或补贴,在近年各地财力紧缺的形势下,势必难以为继。


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将生态环保产业化、经济化,并将产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这对PPP模式的绿色转型提出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PPP+EOD”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型的项目交付模式,“PPP+EOD”模式可以成为推动环保投资结构优化、实现绿色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生态环境部于2021—2022年连续两年向地方征集EOD试点项目方案,目前已评选出100余个EOD试点项目,其中不乏实施“PPP+EOD”模式的项目。


“PPP+EOD”模式主要能有效解决两个核心难题。第一是解决公益性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不可融资性难题。PPP模式能锁定政府对项目的资金或管理支持,提升项目成功落地实施的概率。EOD模式为公益性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和相关联的产业收益架起桥梁,提升项目的可融资性。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融资难的问题,还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自身的“造血”能力,有助于推动环保投融资领域的潜在价值向项目的经济价值转化。第二是解决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不健全导致的低回报难题。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投入与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价值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通过PPP模式竞争性引入专业化、高效化的社会资本,再通过EOD模式将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和收益丰厚的关联产业或区域开发项目授予同一社会资本,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动力,激发其创新活力,实现价值的有机转化。“PPP+EOD”模式的实施将有助于拓宽环保投融资渠道,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PPP+EOD”模式的实施方式和主要类型


“PPP+EOD”模式具有PPP模式和EOD模式各自的特征。前者表明两个主体的合作方式,回答“谁来做”的问题,后者表明合作内容的组织形式,回答“做什么”的问题。同时,“PPP+EOD”模式又体现两者相结合的特色,能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为更好地理解“PPP+EOD”模式“怎么做”,下文分别阐述该模式的实施方式和主要类型。


“PPP+EOD”模式的实施方式


“PPP+EOD”模式的实施方式主要体现在项目管理、收益关联和运作步骤三个方面


1)项目管理


“PPP+EOD”模式不是对一个单体项目的运作管理,而是对多个项目的集群管理,属于项目群组织模式。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定义,“PPP+EOD”模式至少包含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以下简称“依托项目”)和关联产业两大类型。每一类项目下还可以包含多个子项目,比如依托项目(河道治理)+关联产业(港口轮渡+房地产+生态旅游+自来水销售等),合计3~5个子项目,通过关联产业形成溢价回收。


PPP模式和EOD模式的结合有两种思路,分别是局部子项的结合和整体捆绑的结合。前者是个别项目打捆采用PPP模式,PPP项目再和关联产业形成EOD模式;后者是全部项目打捆采用PPP模式,子项目之间则通过EOD模式形成收益关联,政府通过PPP项目合同对项目进行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


2)收益关联


“PPP+EOD”模式所关联的预期收益也包括两种方式,分别是区域收益和项目收益。其中,区域收益也是广义的项目收益,它是指当地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改善区域整体形象,促进区域整体价值提升,进而通过区域土地升值、旅游客流加大、网络经营带来规模效应等方式转化为项目的关联收益。项目收益是指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特定对象的形象和生态价值,包括矿山修复、河道治理、产业园综合整治或市政设施综合整治等。这类产业可以通过区域内土地指标置换、特色产业发展、旅游业态创新等方式转化为项目的关联收益。


3)运作步骤


“PPP+EOD”模式的运作可划分为三个步骤


统筹规划。以生态建设作为实施载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结合区域产业培育重点、城乡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开展项目统筹规划。这一步骤主要明确PPP应用范围,谋划实施方案编制、物有所值评价等PPP前期立项工作,以及筹划方案论证、项目入库、社会资本采购等PPP模式实施工作。


一体化实施。通过精心组织和谋划,合法合规地实施投资和融资;通过专业化运营实现关联产业收益补贴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保证项目具备持续盈利能力。这一步骤又具体分为三个环节:一是重构生态网络,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综合整治,为城市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基底,带动区域土地或产业增值;二是整体提升城市环境,通过城市局部或整体的布局优化、设施完善、特色打造,为关联产业运营提供优质条件;三是打通项目回报通道,通过产业导入、人才引进、政策优惠等手段,将前期的环境整治和城市治理效益转化为项目收益,实现项目合理的回报。


“PPP+EOD”模式的主要类型


当前,“PPP+EOD”模式的实施主要包含三种类型


1)生态整治修复和旅游产业的捆绑融合


这类项目天然具备有效融合、收益关联和一体化实施的条件,是EOD的典型项目。其以生态整治提升工程为核心投入,以森林品质提升、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为目标,打造良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从而为关联的旅游产业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大生态、大健康、大旅游”等产业组合发展投融资模式,实现“治理投入+旅游反哺”的收益动态平衡。


这类项目主要采用大融合的思路推进PPP模式,即整体或部分的依托项目和关联产业设计为PPP模式。这是因为项目前期资金投入主要用于生态整治修复,后期的资金回流主要是旅游门票收入、配套商业租赁收入及停车场等公共设施经营收入。一方面是生态整治修复无法建立使用者付费机制,另一方面是旅游产业无须前期大投入,因此,大融合的PPP模式能提升EOD模式实施和成功的预期,从而提升金融机构和市场对项目的评判价值。


2)矿山治理修复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关联融合


这类项目能合规实施EOD模式的前提是明确矿产等资源的主体责任,确保资源利用权益的合规获得。这类项目以历史矿山或废弃工矿场地的生态环境治理为核心投入,以生态修复、环境提升和流域治理达标等为目标,围绕矿山周边进行综合开发,实现整体投入与产出平衡。


由于矿山治理修复后难以建立使用者付费机制,这类项目主要采用大融合的思路推进PPP模式。这类项目的前期投入以矿山修复、土地整治、配套产业园设施改造更新为主,后期的资金回流主要依靠关联的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土地升值转让、循环经济产业园经营、厂房租赁销售及特色矿山公园运营等收入。


3)市政设施综合整治和关联特色产业的捆绑融合


类项目成为EOD项目的前提是要关注子项目之间的有效融合程度并确保由同一个市场主体实施。这类项目以统筹大气、水、固体废物、土壤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核心投入,实施污水处理、供水工程、垃圾填埋、垃圾焚烧发电、水库改造、生活污泥再利用、盐碱地改良示范、土壤土质改善、工业燃气集中制气等系列项目,以统筹发展特色产业等关联项目为支撑,通过延长产业链、开拓相关市场、大力引入人才等措施,实现区域整体溢价增值,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这类项目主要在市政设施建设中采用PPP模式,加大政府的全过程支持力度,然后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创新活力,加大对生态农村农业产业、生态环保产业、医疗康养产业等关联产业的投入,从而获得特色产业(如菌草、棉花、药材、农产品等)、医疗康养产业等项目收入。


PPP+EOD”模式实施的内在逻辑


“PPP+EOD”模式实施的背后有较为紧密的逻辑,分别是环保产业兼具商业性和公共性,以及通过一定的模式创新来实现外部效益内部化,将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内化为项目层面的商业价值,从而提高对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产业经营特征是具有稳定净现金流


由于环保产业的经营权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社会资本方一旦拿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就基本不存在市场竞争风险。相比其他竞争性项目而言,环保产业资产一旦建成,便具有稳定的净现金流。但是,环保产业要求社会资本在初期有能力融得大量资金来投入工程建设,这需要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对项目具有较高的投融资回收预期,然后基于运营期稳定的现金流设计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交易结构和融资产品。如果没有运营期稳定净现金流的预期,那么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兴趣必然不高。


首先,环保产业形成运营期稳定净现金流的前提是建立收费机制。伴随国家对污染治理的日益重视,各个领域逐步建立起收费机制,包括污水处理、生态治理、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理、医疗废物处理、可再生能源及资源化利用等,这成为“PPP+EOD”模式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


其次,“PPP+EOD”模式通过将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关联产业和资源捆绑打包,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回报机制。我国现阶段合规实施PPP项目的要求是项目设施建成后要有使用者付费机制。许多早期上马的绿色环保PPP项目建成后并没有真正稳定的净现金流,原因是地方财力不足,无法按契约承诺按期支付费用,或是预期的人口和产业发展不足,无法形成预期的使用者付费规模。根据生态环境部的试点政策,EOD模式能将公益性较强、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效融合、有机关联,从而帮助一些难以为继的PPP项目走出困境。


“PPP+EOD”模式能有效激发社会资本的创新活力。EOD项目更容易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如果EOD试点项目中有一些子项目是PPP模式,那么还要通过PPP项目合同接受当地政府的绩效监管,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项目运作的规范性,从而提升现金流的稳定性。因此,PPP和EOD两种模式的有效融合,能提升社会资本对公益性资源的投入意愿。此外,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关联产业的捆绑,也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为两类项目同步放贷的意愿,这对于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很大促进作用。


运作核心原理是外部效益内部化


“PPP+EOD”模式的运作原理是有效发挥PPP和EOD两种模式的效用,从而实现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和社会资本创新活力的有效结合。一方面,PPP模式能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政府资金以资本金注入为主要方式,加强对项目的股权投资,有助于提高项目资本金比例,优化资金结构,还有助于政府深度了解项目运作情况,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负责任程度。另一方面,EOD模式能激发项目自身的收益和社会资本的动力,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EOD理念的运作要求将生态环境治理导向贯穿于项目投融资的全过程和全方面,包括规划、建设、运营等各个阶段,以及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城市布局等各个方面。


上述两个模式效用的底层经济逻辑是外部效益内部化,即政府通过PPP模式向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投入资金,起到带动和引导作用并引入社会资本,然后通过EOD理念提前谋划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经由一定路径转化为项目收益,从而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实现环保投融资的机制创新。这种外部效益的内部化既可以是把生态环境治理后的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收益反哺到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中,也可以是把生态环境治理和相关空间及产业开发整体打捆、同步实施。这两种收益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前者是先治理后反哺,其回报是让参与生态治理的企业提前锁定收益权属,实现生态治理产业化,或者是允许社会资本在修复后的土地范围内进行生态康养、生态文旅及城市休闲等多元综合开发,将生态资产效益扩展至城市开发运营领域,从而实现收益。后者是同步投入经营,其回报是在实施生态治理的同时,将腾退出的生态空间充分利用,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形成旅游经营收益和周边房屋设施租赁收益或者是在农村生态治理的同时,开发利用农业价值,从而实现收益。


模式生效条件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


“PPP+EOD”模式运作的生效条件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确能产生正外部性。多数环保设施和服务是地方性公共产品,建成后能在地方辖区范围内产生正外部性,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价值提升。但是,如果环保设施建成或生态环境治理后没有产生正外部性,甚至带来负外部性,那么“PPP+EOD”模式的实施将无法成功。比如,个别景观工程不仅前期投入大,还无法带来预期的关联收益,没有让资金优先用于需要的环保领域,将导致投资失败。还比如,如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用为私人享用,那么也无法形成正外部性,还损害公众利益,回报难以闭环。


因此,“PPP+EOD”模式的实施要摒弃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理念,也要扬弃传统的加快建设投资逻辑,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原则,加强前期的充分论证和深度谋划。通过前期的大量精力和智力投入,确保生态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正外部性奠定基础。


“PPP+EOD”模式推广的展望及建议


当前,我国环保领域尚未形成以“PPP+EOD”模式为带领的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格局。为实现环保和经济双赢,真正实现绿色发展,有必要从制度协同、能力提升、市场培育和金融支持四个方面加以完善,实现“PPP+EOD”模式的推广。


建立部门协同的制度保障体系


“PPP+EOD”模式是PPP和EOD两种组织方式的强强联手。利用好两种制度安排的各自优势,能发挥出超过两种模式各自单独作用的效用。“PPP+EOD”模式要求社会资本先期投入大量资金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开发或更新城市,再通过事先约定的交易结构开展产业和城市经营,将形成的收益反哺到先期投入,从而实现投资的合理回报。该模式能稳定推广的前提是社会资本对回报有稳定预期。只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为“PPP+EOD”模式推广“保驾护航”。因此,“PPP+EOD”模式成为可置信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基本前提是消除相关部门制度的“藩篱”,实现制度的协同推进。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门已逐渐构建了“法律规范+政策保障+操作指引”三位一体的PPP全生命周期制度体系,为PPP项目规范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生态环境部、国家开发银行等多个部门合作形成了EOD模式的投资指引和金融支持相关指导意见,为EOD试点项目有序运作提供了操作依据。展望未来,“PPP+EOD”模式推广的制度保障任务就落在多个部门的协同上,以实现多种制度的有序衔接和融合。


提升社会资本的集成管理能力


“PPP+EOD”模式的宗旨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那么,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是“PPP+EOD”模式推广的必然要求。“PPP+EOD”模式的实施要求社会资本具有集成管理能力,即通过流程再造,对不同的业务管理模块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管理。


各地“PPP+EOD”模式实施以“股权合作+社会资本”为主要方式,即地方政府通常授权一家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出资人代表,与竞争引入的社会资本合资设立项目公司,再由项目公司统筹实施运作项目。在这一运作方式中,承担集成管理能力的多为地方国有企业,而不是社会资本。这既不利于释放社会资本的组织能动性,也无助于培育社会资本的集成管理能力。展望未来,“PPP+EOD”模式推广的能力提升重点是培育企业集成管理能力,以实现各类资本的高效合作和共赢


健全关联产业的市场收益机制


“PPP+EOD”模式的本意是建立环保回报机制,推动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将EOD理念应用于PPP项目,能有效减少项目的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这有利于PPP项目的推进实施。“PPP+EOD”模式的关联产业收益机制是新生事物,当前关联产业的前景还不明朗。比如,有些项目关联光伏或风能的发电收益,那么光伏和风能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市场完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类“PPP+EOD”项目的可持续性。再如,有的项目是关联产业园区的厂房销售和租赁收益,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度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决定了这一类“PPP+EOD”项目的前景。


“PPP+EOD”模式处于起步阶段,关联产业的市场收益前景还不明朗,相应机制也还不健全。展望未来,“PPP+EOD”模式推广的关键是跟踪试点项目发展,从中筛选出更适合这一模式的项目收益机制,以实现若干机制的稳定和规模化发展。


加大绿色金融的创新支持力度


“PPP+EOD”模式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当前入库的EOD试点项目有明确的金融支持政策导向,但具体到每个项目上,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仍需要对每个子项做单独的尽职调查,信贷支持效率较为低下、规模也没有做大。“PPP+EOD”模式的优势在于拥有政府和社会资本签署的PPP项目合同以及相应的纳入当地预算的财政支出责任或项目预期长效收益作为保障。


我国已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起涵盖绿色信贷、绿色投行、绿色租赁、绿色投资、绿色理财等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为引导金融资金流向“PPP+EOD”模式,有必要加大对绿色金融的创新支持力度,引入国际先进的ESG评价理念,通过资金支持政策等方式实现模式的规范有序推广。展望未来,“PPP+EOD”模式推广的金融创新方向是充分适应“PPP+EOD”模式的长周期特征,引导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更多配置于这类资产,以实现多元资金的长期稳健发展。

 

来源:转载于网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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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开发运营中的误区

乡村旅游开发运营中的误区[也说旅游]

2023/01/04

乡村旅游的形式及特点决定了其属于“无景点”旅游的范畴,不能深刻认识到这点,完全按照景区旅游的思维观念和打法来开发运营,无疑是造成目前发展瓶颈的主要原因。源头尚如此,以至于造成定位错误、运营不适、管理不顺、效益差强。 1.不进行科学规划可能是由于资金不足原因或认为规划无用的观念作崇,也可能是自信所为,许多乡村旅游的投资***视规划为无物,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手拍脑袋布局。再者没有核心主题,业态杂陈,照搬模仿,粗糙不精,对外形象不明,在游客心中形不成核心、准确的关注度。需要改变观念,重视科学规划的作用,用心画好一张蓝图,形成阶段性的发展计划,有序地实施落地。2.没有真正认识到消费者的需求特性乡村旅游接纳的消费者,必然是城市人群,这一点许多乡村旅游的投资运营者似懂非懂,他们似乎不明白:城里人到这里不是体验乡村生活来了吗?给他们提供原汁原味的东西不对吗?由此他们不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仍然以自己固有的心态和思维开发经营。3.错把乡村旅游当做景区来开发运营为什么乡村旅游不能按照旅游景区的模式来开发运营?是由各自的特性决定的:其占地规模、资源禀赋、投资额度、综合业态不同。在开发乡村旅游前,一定要先明确定位,知道现有的条件适合做什么?了解清楚待开发区域周边的交通区位、文化积淀、以及政策法规,继而因地制宜,靠山做山,靠水做水。 4.不注重文化挖掘文化不仅可以挖掘,也可以打造,关键在于你是否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正确地确定主题文化,选择适合你的文化,用好你已有的文化,采取可视见、可体验、可触摸的方式把它充分彰显出来,你的底蕴就深厚了。文化是魂,没有文化的乡村旅游是乏味的,始终立不起来,给人留不下明晰的印象,长此以往,自然会消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中。5.不可迁走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存在,没有人气,缺乏生活的气息,人们来这里如何体会乡村的味道?即便是来了,也是匆匆而过,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复游,这不能不说是思维短见的一种败笔。是把原住民请回来,让他们成为乡村旅游业态的一道风景和参与者;把大门拆除,让游客自由自在地走进来,更多地走进来,通过其他方式更多地获取利润,获取长远的利益。 多少年以前,中国人由衷地向往英格兰乡下绿色的田园,旖旎的乡村风光,必一·运动(BSports)官方网站 有理由相信,现在以及不久的将来,中国乡村美丽的景色,乡村旅游异彩纷呈的业态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其前景灿烂光明。 【旅游策划、旅游策划公司、旅游策划公司哪家好、旅游策划公司排名、旅游规划、旅游规划公司、旅游规划公司排名、景区策划、景区规划、景区营销、田园综合体、景区推广、景区运营、景区运营公司、景区直播、景区直播怎么做、景区二消、景区升级、旅游培训、旅游培训机构、农旅融合】

深入实施乡村“三大”行动,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深入实施乡村“三大”行动,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也说旅游]

2022/12/28

乡村振兴是持久战而不是攻坚战,不能一举而竟全功、毕其功于一役,只能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向前推进。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第19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一方面聚焦2022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要求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另一方面,锚定乡村全面振兴,要求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可以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既管当下、又管长远,更加注重乡村振兴的时度效。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三大”行动,紧密相连、休戚相关,统一于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并共同构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厦支柱。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乡村振兴,农业是主业,农民是主体,农村是主战场,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处理好发展、建设与治理的关系,注重市场、政府与社会机制的耦合,协同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持续性建设和乡村有效治理,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事业行稳致远。聚焦富民产业助推乡村发展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在发挥市场在农业农村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聚焦富民产业,发展县域富民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实现农民富裕富足,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一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农业是农村的主业,要以第一产业为基本依托,通过要素集聚、技术渗透、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不断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进而延长产业链,重塑价值链,实现农业与文化、教育、商贸、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以县域为空间载体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县域连接城乡、互嵌工农,不仅靠近农村农产品产地,而且也临近城市消费者群体,是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的理想单元。要引导大中城市产业有序向县域延伸和转移,鼓励县城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支持中心镇发展专业化中小微企业集聚区,推动重点村发展乡村作坊、家庭工场。三是以就业创业为主要抓手促进农民富裕富足。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一方面要支持农民工城市非农就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也要改造传统农业,鼓励农民、返乡农民工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四是以绿色发展为根本遵循保护和开发乡村生态。良好的生态资源是乡村的宝贵财富和*大优势。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不仅要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开展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减轻并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要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推动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和实现,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狠抓民生事业落实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狠抓民生事业落实乡村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农民缺乏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致使资本、人才、技术和劳动等要素大规模、单向度外流,乡村凋敝问题日益严峻。乡村振兴是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要为农民而建。依托乡村建设向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这不仅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也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核心举措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狠抓民生事业,加强乡村持续性建设。乡村持续性建设要求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需求,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立足村庄现有基础发展好农村民生事业。一是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接续掀起“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和“厕所革命”,深入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二是扎实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促进交通网、物联网和互联网向农村倾斜、延伸和覆盖,大力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三是合理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力加快城乡学校共同体、城乡医疗共同体和城乡养老共同体建设,大力加强对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和其他困难群众的关心和爱护,并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社会补充保障,不断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基层创新改进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而柔性治理则是乡村善治的实现路径。乡村治则大局稳,大局稳则天下安。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生活富裕富足的重要前提,也是乡村柔性治理的价值所在。与传统自上而下的刚性管理不同,乡村柔性治理主要是指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秉持以人为本、平等互信、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采取理性沟通、文教宣传、友好合作、协同共治等非强制性手段,以共同应对处理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是协调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基层创新,推动乡村柔性治理。乡村柔性治理要求调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善治乡村。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责,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机制,推进村民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推动社会组织基层创新,建设农村精神文明的有效载体,引导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三是鼓励公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有效防范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妥善解决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文章来源于网上公众号 【旅游策划、旅游策划公司、旅游策划公司哪家好、旅游策划公司排名、旅游规划、旅游规划公司、旅游规划公司排名、景区策划、景区规划、景区营销、田园综合体、景区推广、景区运营、景区运营公司、景区直播、景区直播怎么做、景区二消、景区升级、旅游培训、旅游培训机构、农旅融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也说旅游]

2022/12/28

01“乡村振兴”发展**(一)坚定乡村振兴“三步方略”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实施了近5年。这5年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和“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五大抓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各地也相应制定了乡村振兴规划和行动方案。同时,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还提出了“三步走”方略。第一步是到2020年取得重要进展,第二步是到2035年取得决定性进展,第三步是到2050年实现全面振兴目标。“三步走”方略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同步的战略,是个需要循序渐进、长期实施的战略。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总体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的标志。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在朝着第二步方略前行中,还有13年的时间,乡村振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与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相对应的标志,就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并且基本建成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形成城乡、地区、阶层差距明显缩小,中等收入群体处于主导的格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深化改革是这一发展阶段的关键,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综合配套的改革,下决心解决引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体制机制问题。(二)坚持“两山”理念“三大思维”乡村振兴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的关系。思路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准绳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简称“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内涵丰富,其中“三大思维”是其精髓所在,一是坚持底线思维,二是坚持发展思维,三是坚持转化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关键是要做好“转化”这篇文章,也就是做好“将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这篇文章,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首先,确立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生态产业化的路径,也可称为直接转化路径,主要针对可直接市场化交易的生态资源与产品。二是产业生态化的路径,也可称作间接转化思路,通过关联性产业,使难以直接转化的生态资源价值在关联性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体现,形成产业发展中的生态溢价,转化为经济社会的市场价值。其次,要配置好生态价值转化机制。第一,政府机制。实践中,对于难以直接转化又具有公共性的生态价值,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第二,社会机制。运用社会资源力量是转化生态价值的重要机制。建立生态公益基金、激励民众对生态的转移支付,应成为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机制。第三,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转化生态价值的主要机制。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本质上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建构,以实现包括生态资源在内的要素市场化配置。再次,要重视生态转化价值的共享。乡村生态振兴要建立乡村生态及其转化价值的共享机制,不仅使“绿水青山”为广大民众共享,而且还要使转化的“金山银山”能为广大民众共享,尤其能为乡村广大居民所共享,使其成为广大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源泉。为此,在乡村生态资源转化过程中,应高度重视资源生态产权与治理制度建构中效率与益贫的相互协同。要用好政府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杠杆,体现乡村生态振兴和生态转化对普通农民的包容性和惠顾性。要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股份化、股份合作化的改革,引导企业和合作组织带动广大小农和贫困农户发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中小农户、贫困群体与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和共富发展。(三)确保农业农村“三个优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农业农村、教育、就业“三个优先”发展的方针。从实践发展看,我国教育和就业的优先重点也应该在农村,重点对象是农民,因此,贯彻落实国家“三个优先”发展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确保农业农村的“三个优先”。具体而言,一是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二是确保教育与就业的优先发展重点面向农村和农民。很显然,这样的人力资本结构状况,已不适应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共同富裕发展的要求。由于如此大规模的低文化层次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和农民工,因此,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优先,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改善。要不断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加强与就业导向密切关联的职业教育,争取到2035年实现农村学龄人口高中与职业教育普及率能达到80%以上。其次,要优化乡村教育空间布局。发挥数字化和互联网功能,推进城市教育资源向农村扩容,实现城乡教育资源融合与共享。再次,要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优先。进一步完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和用工制度,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鼓励并支持农民和农民工通过自主就业、受雇就业、合作就业、兼业就业等多种形式实现就业与创业,保障广大农民和农民工能实现充分就业和就业增收。02“乡村振兴”实践运行(一)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还把“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现代农业的“三大体系”既有相互联系性,又有各自的内在特性。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是现代农业的框架结构,突破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边界。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既包括第一产业的农业,又包括二三产业的农业范畴,即农业产业链的延伸。简言之,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不仅是全产业链的农业体系,也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多功能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这样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还能支撑县域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部分。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与配置体系。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基础性要素,而且还包括技术、数字、生态、文化、制度等赋能性要素。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就是嵌入赋能性要素的农业基础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体系,它体现的是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形态、生产效率和农业的综合生产率。这种生产方式、生产形态、生产效率和农业的综合生产率,既可以通过产业分工基础上的集聚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基础上的分工得以体现。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是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营运体系。将其独立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中的一大体系,在于这一体系在现代农业体系中的重要性,它关乎现代农业发展的效率。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是经营主体与经营制度集合的体系,其中主体是行为主体,或者说是生产体系中的基础性要素,而制度是行为主体的行为指南,也就是生产体系中的赋能性要素。作为赋能性要素的制度主要体现为四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制度范畴,即产权、组织、合约、规章。作为基础性要素的主体,在现代农业的体系中就是相关的经营组织,主要包括家庭经营组织、合作经营组织、集体经营组织、公司经营组织等。在这里,组织具有双重的属性,既是行为主体,又是制度,不同的经营组织既是不同的经营主体,又体现的是不同的经营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就是与这些经营主体相匹配的经营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由家庭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公司经营等经营制度所构成的经营体系。而不同的经营制度又内含了与其相适应的产权、组织、合约和规章等制度的安排,形成了相应的经营制度的治理结构。现代农业体系中不同的经营制度具有各自适宜的领域,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构建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并不是要以某种经营制度取代另一种经营制度,而是要完善不同的农业经营制度,使这些不同的经营制度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发挥各自的制度优势,并且实现相互间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二)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农村“三产融合”主要是指农业一二三全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及其与关联性产业的融合发展和多功能发展,其本质就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农村“三产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纵向一体化的升级,对于增强农业竞争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空间、拓宽农民就业与增收渠道,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核心体现是产业的纵向融合。但就我国农业产业而言,农户小规模的分散经营是农业生产,尤其是上游农业的基本特征,因此,要实现我国农业产业的纵向融合,前提基础是实现上游农业的横向融合。有效的路径是通过合作制来实现上游农民的横向联合及其生产的横向融合,以使上下游产业或交易方形成相对均衡的纵向融合基础。除此之外,由于农村“三产融合”还会体现农旅、农文相结合的多功能性,因此农村的“三产融合”还需拓宽产业融合的视野,要在产业融合中引入“产村融合”和“产城融合”的理念,实现产业与空间的有效融合,城市带动乡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重点是要构建两个机制。一是构建与“三产融合”相适应的经营机制,二是构建与“三产融合”相适应的利益机制。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民的组织化以及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的有机结合,是农民参与“三产融合”,并且在融合中获益的必要前提,但还必须有其他机制的匹配和创新。首先,在农业合作制基础上引入股份制,其次,鼓励工商企业(资本)在“三产融合”中进入适宜的领域,即农民干不了的领域,同时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共赢关系。再次,在“三产融合”中发挥好政府政策助推脱贫农户、小农户融入的作用,同时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度和使用效率,防止产业组织异化、经营制度扭曲和农民利益受损。(三)推进“三种类型”规模经营农业的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体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与工业的规模经济有一定的区别。前者主要是指农民这一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与土地关系更密切,而后者主要是指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资本关系更密切。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类型多样,农民从事农业的规模经营必须注重适度性和多类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本质是农业经营者的比较利益,这种比较利益是从事一定经营规模农业主体的机会成本。比较利益具有动态性,随着农业和非农产业经营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的适度经营规模会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在于过小的经营规模不利于农民增收,不利于农民从业积极性的激发,但过大的经营规模也有可能导致农业经营粗放化所导致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以及农业经营者相互收入的失衡。在农业经营规模适度性的基础上,要特别重视农业规模经营的多类性,不能仅以土地经营规模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多种类型农业规模经营的缘由在于农产品的多类型和农业的多形态特性。就农业产品的多类型特性而言,主要可以体现为三种类型。一是偏向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主要以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为主;二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农产品,主要以加工农产品和设施农产品为主;三是偏向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主要以蔬菜、水果、茶叶和养殖类产品为主。在这三种类型农产品中,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规模经营主要取决于土地与资本的匹配关系;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规模经营主要取决于投入的不变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匹配关系,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规模经营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匹配关系。实践中,农业规模经营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土地规模化经营,二是服务规模化经营,三是复合规模化经营。如果从农业规模经营与经营者的比较利益关系看,农业的规模经营还可以跳出第一产业的农业。农民可以通过向下游延伸的产业化经营和多功能发展,实现纵向延伸和多功能发展的农业规模经营。总之,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既要从比较利益原则出发,把握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又要从农产品和农业的多样化特性出发,注重农业规模经营的多样性,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四)建构“三层协调”服务体系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既是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类型之一,更是农业家庭经营不可或缺的支撑体系,是现代农业双层经营的重要组成。实践中,农业服务体系具有三个层面的多元化的特点,即服务主体、服务机制、服务产品(领域)三个层面的多元化特点。一是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型、合作社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等。二是服务机制的多元化。主要包括:(1)服务外包化的机制,即市场化机制;(2)服务内部化的机制,即非市场化机制;(3)服务外包化与内部化相结合的机制,即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相结合的机制。三是服务产品(领域)的多元化。例如生产服务、营销服务、信用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依据上述农业服务三个层面的多元化特点,建立现代农业的服务体系,需要着力于“三层协调”的多元化农业服务体系建构,核心是建立服务主体、服务机制以及服务产品(领域)相互协调与优化配置的多元化农业服务体系。从多元化的服务主体看,政府主导的农业服务已从过去统包统揽的行政服务形式,转变为政府直接提供服务、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退出由市场提供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企业(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运行)主导的农业服务在服务产品和服务领域方面不断扩大。社会组织(指高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等)主导的农业服务在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较大的进展。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合作社主导和农业行业组织主导的农业服务正在呈现出发展态势。从各国农业服务体系的发展格局及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看,以农民合作组织服务内部化为核心的农业服务体系,应该成为我国多元化农业服务体系的建构重点。为此,政府应采取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等措施,增强农业合作组的服务功能,推行政府向合作社购买服务,推广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合作社主导的农业服务。从多元化的服务机制看,需要把握好农业服务外包化与内在化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化服务和非市场化服务的关系。首先,要促进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发展,支持合作社联合发展和扩容发展,积极探索建立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社的联合社,拓展合作社农业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合作社对小农的带动性。其次,要通过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的转换,赋权农业行业组织,增强行业内部化服务功能。此外,要把握政府提供农业公共性服务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的关系。无论政府的农业公共服务是以直接的方式提供,还是以购买的方式提供,都应体现对服务对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对于以市场机制运行的政府购买服务,如给予购买补贴的农机外包或市场化服务,补贴方(政府或集体)应对服务价格进行调控,避免被服务方(农民)不能得到服务补贴的益处而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同时,也要加强公共服务的效率评估,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为此,一方面要清晰界定农业公共服务品的概念和受益对象,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公共服务的运行体系和评价体系,高度重视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小农和贫困农户,对农业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性的反应。从多元化服务的产品(领域)看,总体上服务的产品门类与领域在不断扩大,但服务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其原因主要还是服务体制与机制及政策的不配套与不完善。数字化信息服务在乡村治理、居民消费方面已获得较快推广与应用,但在产业应用方面仍存在普通农民数字素养水平低对数字化赋能服务不很适应的问题。当前农业服务产品(领域)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或合作社有需求的服务产品,如保险、抵押、信贷等金融服务,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尤其从合作社对农民的服务品种门类看,农村的合作金融服务至今没能在农民合作组织系统内开展,而其他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又很难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以致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所面临的抵押难、信贷难、融资难等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极大削弱了农民市场主体的地位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五)建立“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在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中,“治理有效”是重要组成。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合一”,实现“治理有效”的善治乡村和乡村治理现代化。首先有必要阐明“自治、法治、德治”的内涵与内在关系。任何治理体系都具备不同维度的观察视角,“自治、法治、德治”体现的是与治理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治理方式的维度,二是治理制度的维度。“自治、法治、德治”中的“自治”是与“他治”相对应的治理方式,这是治理体系中两种基本的治理方式。从治理主体和客体(治理对象)在治理体系的关系看,如果两者同为一个主体,治理就处在“自治”偏向的状态,反之,则处于“他治”偏向的状态。“自治”是治理的内生化,是治理主体被赋权基础上自主化和自我约束的治理。“他治”是治理的外在化,它通常体现为治理主体对客体(治理对象)的激励与约束行为的规范,构成治理客体的制度环境与行为准则。“自治”与“他治”也是相对的,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他治”具有普遍性和**性,而“自治”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只有被赋权的区域化与组织化的群体,才有可能实现相应的“自治”。“他治”的重要意义在于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行和经济社会的秩序,而“自治”的意义在于治理客体自主性、能动性更好的发挥和治理手段更贴切更有效的运用。我国乡村治理“三治合一”中提及的“自治”,是要发挥乡村治理中的村民群体自主性,提高其自治能力,但又不排斥“他治”,而是要与“他治”有机结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的。“自治、法治、德治”中的“法治”与“德治”,是治理体系中两种类型的治理制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两种Z基本的治理制度安排。一种是正式性制度的安排,“法治”属于这一范畴。另一种是非正式性制度的安排,“德治”属于这一范畴。正式性制度是对主体行为具有硬约束,行为主体不遵循它,就有可能付出各种代价的制度或行为规范,例如法律、法规、规章等;而非正式性制度是对主体行为具有软约束,但人们通常也会遵循的制度或行为规范,例如传统、习俗、宗教、道德等范畴。正式性的治理制度通常具有立竿见影、成效明显的特点,但往往存在实施成本(过高的制度实施成本有时会降低制度效率,甚至于使制度流于形式)和制度寻租,以及主体行为改变具有表象性等问题。非正式性治理制度的重要特点是实施成本低,并且主体行为的改变往往出自内心的自觉,但在人际交互信息不对称、人的行为理性有限,同时机会主义盛行的社会,这一制度也存在难于对所有主体行为都有效的局限性。基于对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的阐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实现“三治合一”的“治理有效”和善治乡村,关键要从国家制度体系特征和乡村实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高度重视“他治”与“自治”相协调,“法治”与“德治”相匹配。首先是完善“他治”与“自治”相协调的制度体系。一是完善充分体现党领导的“他治”制度体系,二是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三是支持各种类型村民自组织的发展。缺组织、缺权能的农民,不可能真正成为乡村治理中具有自主性的“自治”主体。因此,不仅要赋予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而且也要支持有利于村民自主的自组织发展,如村民互助、村务监督、村庄社区环境治理和设施管护等村民自组织的发展。其次是重视“法治”与“德治”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要重视乡村治理中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性制度的有效匹配。一要深刻理解“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科学内涵及其重要性,二要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我国具有悠久的优秀文化历史传统,广阔多元的乡村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传承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与“德治”关联的文化元素,将这些文化元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与当代社会倡导的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相匹配、相集成,就会形成适应乡村“德治”的非正式性制度体系,这样的“德治”就能与上述所说的“法治”与“自治”相匹配,相互补,相融合,真正形成“三治合一”“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结构与制度体系。03“乡村振兴”改革深化(一)深化供给侧“三个激活”改革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被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运行的供需结构长期存在错配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农业也不例外。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就是改革、稳定、发展相协同,改革是着重“三个激活”,即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稳定是确保“三条底线”,即确保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发展是突出“三大调整”,即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优”字;调好生产方式,突出“绿”字;调顺产业体系,突出“新”字。从“三个激活”所涉及的改革看,激活市场的改革至关重要。市场不活,市场就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激活市场,既要完善产权制度,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又要进行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清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行为边界。有为政府不等于政府包办一切。有为政府首先是公共事务的承担者、责任者,还应该是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因此,只有同步推进与市场制度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才能真正形成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相互匹配,高效运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目的。事实上,只要市场被激活,要素和主体的激活实际上已经内含其中。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激活市场除了政府职能转换改革外,更需要激活要素和主体,因为要素和主体的激活是市场激活的前提。为此,要高度重视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对市场主体的赋权与培育,以提高农业供给侧的要素配置效率和市场主体行为的能力。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供求不协调现象,既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关,也与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滞后、经营主体行为扭曲有关。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农业的强势参与和干预,致使农业经营主体普遍依附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行为发生严重扭曲;农村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产权制度不完善,致使土地和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和市场配置能力不足;农民社会保障和农民财产权利的不完整,致使农业劳动力受制于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流动不很充分,并且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常常被低估。至于资本要素的市场化,则因农民金融产权的不充分,农村资本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而不是市场性金融或合作金融。因此,必须加快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市场主体的赋权与培育,重点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民住房制度和社保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同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更完整的要素经营权,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进而不断增强市场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主导性和对农业供给侧要素的配置能力与配置效率。(二)深化“三权分置”产权改革建立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这一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在农村的一大创新。目的是要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既赋予与保障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赋予与保障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不仅是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要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强调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目的。现实中,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集体经济都是“经社”合一的组织,不仅有发展农村社区经济的职能,而且也有管理农村社区社会的职能。换句话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承担乡村基层治理、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职能。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特色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既是更好发挥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作用的需要,也是在农村追求政府和市场两种制度优势能够相互匹配的需要。实践中,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在“三权分置”制度架构下,还存在需要破解的问题。首先,尽管已经赋予农民(集体成员)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资格权,及其房屋的使用权与继承权、以及集体经济收益与资源资产的股权等权益,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有偿交易,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能买卖和农民拥有的集体股权难以对外交易等约束。这些约束一方面使得农村不少的资源要素和农民主体不能被充分激活,难以深度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农民难以成为权益完整的市场主体,如农民在信贷市场上经常因产权不充分,抵押性弱而面临信贷融资难的问题,进而难以与其他类型经营主体进行平等市场竞争。其次,村集体经济尽管拥有集体土地、宅基地和其他集体资源的所有权,但是,这些集体所有权似乎基本处于虚置状态。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因为拥有所有权而获得相应的收益,而且普遍缺乏发展内生动力与活力,大多需要依靠政府的项目支持或转移支付才能得以正常运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处在艰难境地。破解这些难题的思路,不是把赋予农民的权利收回,也不是放弃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而是要从系统思维出发,通过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探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点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首先,要深刻认识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难以完全进入市场的深层原因。它并不完全与土地公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有关,而且也与我国农民拥有的诸多权利具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相粘连、难分割的特点有关。在我国,农村土地不仅具有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承担了农民生存保障的功能。原因在于我国还没有完全建成城乡一体和平等的公共保障制度体系,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水平,有些甚至还是缺失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制度对于农民来说,首先是一种生存保障的制度,具有生存权的属性,但同时,土地和房屋对农民并不仅仅是种生存权,而且也是一种发展权。这意味着,现行“三权分置”下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资格权,实际上都内涵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类似于基本保障的权利,是一种公共权利,是不宜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在这样的产权属性结构下,即使农民在土地上的发展权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但在国家公共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取代土地对农民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交易宅基地及其房产,或可以交易土地的承包权,都意味着农民的生存权也进入了市场,这显然有违生存权这一具有公共保障性质的权利不宜市场交易的原则,如果允许交易,那么在国家公共保障制度还没能完全替代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的情况下,就会隐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其次,要既审慎又积极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我国农村改革已到了需要综合配套推进的阶段,既要审慎对待,又要积极推进。首先必须尽快建立城乡一体与平等、可随权益者流动的公共保障制度与体系。要尽快用国家公共保障制度取代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实现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相分离。这一制度体系的尽快建立,无论对于农民生存权的确保和发展权的充分实现,农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广大农民成为共富群体,还是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建立,以人为本城镇化的实现,乃至农村集体经济与生态资源的进一步盘活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都极为重要。其次,在国家公共保障制度取代土地对农民公共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国家应进一步赋予集体和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和资源资产的市场发展权,以进一步做大集体经济这块“蛋糕”。同时,在“三权分置”基础上,稳步推进“股社分离”改革,深化“股份合作”改革,分好集体经济这块“蛋糕”,形成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建设用地和集体其他资源资产可市场化交易、用途可管控,集体与农民共同拥股、股份合作、可进可退可交易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新模式。此外,农村集体经济要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发挥集体组织平台功能和社区管理协调优势,为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产业发展中提供合约、信息、治理等方面的服务,实现集体与农民共赢发展基础上的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文章来源于网上公众号 【旅游策划、旅游策划公司、旅游策划公司哪家好、旅游策划公司排名、旅游规划、旅游规划公司、旅游规划公司排名、景区策划、景区规划、景区营销、田园综合体、景区推广、景区运营、景区运营公司、景区直播、景区直播怎么做、景区二消、景区升级、旅游培训、旅游培训机构、农旅融合】

文旅项目开发运营的几大思维

文旅项目开发运营的几大思维[也说旅游]

2022/12/28

随着疫情政策的逐步放开,我国旅游市场将有序回暖,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旅游发展前景也会越来越好。但面对旅游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及市场竞争的白热化,景区运营者需明确以下几种思维,并灵活运用。 第一,差异化思维。旅游市场主要面对两个人群:一是现代人,二是城里人。旅游者所追逐的无非就是一种不曾感受过的生活方式,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大维度。空间维度方面,无论是自然风光和风貌,还是人文上的风物、风俗、风情和风味,都是旅游者产生旅行动机或者观光诉求的*初来源,这种差异化当然是距离越远越有新鲜感和诱惑性。时间维度方面,越古越好,近古就不如远古神秘,传统农耕就不如原始农耕更有吸引力,因为老的东西更显原始、原真、古拙、淳朴的生活气息。第二,原生化思维。首先,明确自然资源开发原生态化。对于自然资源开发,宜本着保护性利用原则,注重策划,融入人文,多些创意,少些建筑。其次,知晓人文资源开发原生活化。文化源于生活,那就让文化回归原本的模样,回归本真、纯粹和自然,因为旅游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的生活体验。第三,定位思维。定位是旅游策划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旅游策划属于顶层设计,是解决旅游战略、方向和路径问题,是旅游项目规划和开发的灵魂,涉及旅游主题、市场、目标、功能、形象定位等一系列定向问题,是旅游规划主体——产品概念策划的依据和立足点,是旅游产品设计和业态布局、提升、优化的前奏。 第四,活化思维。文化需要从书本中走出来,从历史中走出来,从传说中走出来,这就是文化的物态化、活态化和业态化。文化物态化乃观光旅游所需,是初级版的景观化和形象化;文化活态化乃休闲旅游所需,可使游客产生对文化的交互化、情境化乃至沉浸化感受,是文化活化的升级版;文化业态化乃度假旅游所需,是文化的产品化、产业化和品牌化,可以说是文化的休闲版。从旅游市场诉求考量,文化活化的*高境界当属原生活化,这是旅游体验和沉浸的重要方向,对于旅游休闲和度假尤为重要。第五,非标准化思维。标准化景区创建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景区基础服务设施的园林化、公园化、大众化形制,不少景区的游客中心看上去就像城市广场,景区大门、游步道、厕所、停车场等一应设施,除了个性文化上的差别,基本是雷同的,以至于造成了景区外在形式上的千景一面。  懂得以上五种运营思维,在景区开发和景区管理过程中,就会减少大量无用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旅游策划、旅游策划公司、旅游策划公司哪家好、旅游策划公司排名、旅游规划、旅游规划公司、旅游规划公司排名、景区策划、景区规划、景区营销、田园综合体、景区推广、景区运营、景区运营公司、景区直播、景区直播怎么做、景区二消、景区升级、旅游培训、旅游培训机构、农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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